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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全球复苏背后 疫情究竟会造成多大损失?

2021年还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

一是欧盟和美国是否会出台体量

足以复原全球经济的复苏计划

二是国际社会能否团结起来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所需的援助

全球复苏的领先变量

文/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发于2021.1.4总第979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步入新年之际,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新冠病毒不会消失。尽管我们已经从2020年春天的首轮封锁造成的经济低谷中取得了实质性的复苏,但全球GDP和就业所遭遇的损失足以使之成为过去百年来第二或第三糟糕的经济衰退,即使刚刚问世的新冠疫苗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疫情究竟会造成多大损失?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主要国家在未来几个月中施行的经济政策。滞后效应有很大的潜在影响。已被掏空的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只能逐步恢复;就算病毒受到控制,在疫情期间破产的企业也不会突然起死回生。即使是经济的近期走向也非常难以解读。

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复苏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并在2010年实现了近12%的年增长率。但在这次疫情中,中国的危机后增长更为平缓,而贸易顺差的增加则意味着它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为全球经济提供支持。从更宏观层面上看,尽管世界先进经济体都拿出了巨额财政赤字去防止GDP遭受重大损失,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却无法提供类似水平的支持。

除了未来潜在的新冠感染“第N波”带来的不确定性外,2021年还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一是欧盟和美国是否会出台体量足以复原全球经济的复苏计划;二是国际社会能否团结起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所需的援助。

2020年美国大选并未解决这些不确定性。在多个参议院和众议院席位的竞逐中民主党人的表现都低于预期,因此拜登政府可能无法在其所需的大规模刺激计划上得到国会的支持。在大选之前,无视所有限制、预算或其他原则的特朗普一直在探索另一套刺激方案的可能性,但最终遭到了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的抵制。而拜登为恢复两党关系而作出的努力能否成功则有待观察。

已为亿万富翁和企业减了税的共和党人似乎将再次推行财政紧缩政策以阻止民主党取得任何重大成就。为此共和党人提出一个对州和地方政府或失业者都帮助不大的“瘦版”财政方案。如果这种有限的刺激措施就是联邦政府能拿出的所有东西,那么美国和世界都没有好日子过。

而欧洲则历史性地携手共同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但欧盟提供的7500亿欧元(折合8860亿美元)复苏资金并不够用,尤其是在该地区受到第二波疫情的重创之后。欧洲能否再次团结起来通过新一轮互助方案?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点,那么它的复苏效果(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就很可能好坏参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呼吁多发行5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这对重启全球经济将大有裨益,尤其是在已有几个富裕国家承诺会将提款权捐赠或借给其他急需国家的情况下。而特朗普政府对新特别提款权的反对主要是出于恶意而非其他。眼下我们只能寄望当选总统拜登能扭转美国的做法——不仅在特别提款权上,还包括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上。

在债务重组方面,也同样迫切需要强化领导。新冠疫情引发的衰退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陷入财务不稳定状况。最初的流动性问题已演变为偿付能力问题:许多国家根本没有资源去偿还债务。因此历史悠久的不可抗力原则(面对特殊事件时的宽限措施)也比以往更重要。在这方面拜登可以再次通过与债权国领导人合作去扭转事态,并提醒所有人:没有谁能在另一场全球债务危机中独善其身。

拜登执政以后,在世界各国领导人某种程度的合作下,我们有机会尽快渡过新冠危机。这就要求各方作出不惜一切代价的承诺。如果政治领导人敢于直面挑战,那么2021年即使不是最好的时期,至少也不必是最糟糕的年份。

拜登“重建美好未来”的竞选承诺可以且必须落到实处。我们完全有能力在疫情后建立一个更可持续、更公平、更合作也更能战胜挑战的世界。

作者系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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